李君旭与“总理遗言”
www.xinwenren.com  2014-02-11 21:48:01  青年时报

青年时报 2014-02-10 2月9日,杭州,李君旭先生的过世,让尘封已久当年曾经震惊中外的总理遗言案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。 1976年,那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年份窗口,总理遗言案是如何产生的?当时在国内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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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时报 2014-02-10


  2月9日,杭州,李君旭先生的过世,让尘封已久当年曾经震惊中外的“总理遗言案”再度回到人们的视野。

  1976年,那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年份窗口,“总理遗言案”是如何产生的?当时在国内造成了怎样的影响?为什么人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“总理遗言”并进行疯狂传播?


  事件起因


  周恩来去世,李君旭“书写”总理遗言


  1976年1月8日,巨星陨落,在病房与病魔斗争了半年的周恩来与世长辞。这位担任了二十多年共和国总理的党内元勋,本应享有国葬的待遇。然而在不正常的政治空气下,仅仅举行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,就连告别仪式上致悼词的邓小平,也在仪式结束后事实上无法进行工作。各大报纸上,怀念总理的文章在指令下被压缩,世界各国发来的唁电被要求合并、缩小字号,甚至于报纸的头条都被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“教育革命”等有意占据。十里长街送总理,也在极为压抑的气氛下进行。

  2月5日,杭州的几个热血青年聚会,议论起了新闻报道的周总理要求“把骨灰撒到海里”的遗嘱。“总理遗嘱就一句话吗?肯定有别的指示被封锁了”,有人说着情绪就变得激动起来。23岁的青年工人李君旭就是其中的一员。他也强烈地认为,当时那种党和国家都处于险恶境地的危难时刻,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总理肯定是忧心如焚的,他不可能不留下遗言,他更不会在自己撒手人寰时对全国人民失语。但事实上,根据各种记载,处于病重之中的周总理确实没来得及留下什么遗言。

  想着总要做点什么的李君旭,在经过几天的思考之后,一个极为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诞生了,“遗言!写成总理诀别信的口气!”有了想法,便立刻动起了手来。23岁,如此年轻,还是一个工人,有人不免怀疑,他能模仿出总理的口气写出遗言吗?事实上,李君旭尽管是个工人,但热爱文学,后来还得过全国报告文学的奖项,父母也是知识分子。并且,他炮制总理遗言还非常用心,搜集了大量周总理的讲话、报告,以及别人写周总理的文章,仔细阅读仔细揣摩。还找来了任弼时去世时的追悼会纪念册,参考了“胡志明遗言”。他这份炮制的遗言中,还加入了总理委托邓小平致悼词、撒骨灰等细节。甚至还特意把新闻中说的“骨灰撒到海里”改为“撒掉”这种简练的用法。


  事后影响


  传抄与追查:“遗言”引起巨大震动

 

  当李君旭将这份“遗言”出示给他的几个朋友,并谎称这是抄自“某油印稿”时,他的朋友们立刻就被震撼了,进而相信这确实是周总理的遗言。于是,类似文革时期众多私密流传的手抄小说,这份“总理遗言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传播开了。它二月中旬在杭州出现,几天内风靡全城。它借助着中国人传统的亲朋好友之间频繁的感情联络,借助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邮政渠道,到三月底四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。除西藏、新疆这些偏远的省份之外,各地均有成千上万计的抄本。甚至还有十多家境外媒体播发了这个遗言的消息。

  人们兴奋、激动,又有几分紧张,就像在暗夜中发现了火光。在人们被压抑得窒息的时候,“遗言”是安慰也是希望。在并肩而行的自行车上,人们交头接耳;在家庭的餐桌上,人们辗转相抄。即便是在旅途上,陌生人之间一谈起时局,一谈起遗言,也会像磁石一样立即引为知己。

  然而,这份力挺邓小平的遗言也引起了当时“四人帮”的极大恐慌。北京高层很快就注意到了这股异乎寻常的风潮。事情很快被定性为有蓄谋的“反革命谣言”。从北京向各地发的紧急电话通知说,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与收缴。凡看过、抄过、传过“遗言”的,一律要受到盘问。

  在东北某省的某个文化局内,局长大人亲自坐镇,召集几十名干部训话,限令当晚二十四点前一定要查出本局出现的“遗言”是从哪儿来的,不然一个都不准回家;在北京的某所大学,“工、军宣队”命令所有的学生都交一份书面保证,讲清楚自己同“遗言”有关的一切情况。连理发的师傅,都因涉嫌传播谣言而挨了批斗。

  但传播的速度实在太快了。当时的公安部门使出了十八般武艺,调动了现代化的侦破技术来对付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众多的“新生反革命分子”。仅在不大不小的安徽省就查出六千九百三十五份,以后收缴上来的又有三千零二十八份,神州大地,一时间风声鹤唳,草木皆兵。

  而对最初的谣言,在几天之内就定位在了杭州城。李君旭很快被查到,并同时牵连到了他的几个朋友及他们的父母数人。经过一系列审查之后,都被定性为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,判处死刑。幸好“四人帮”倒台,死刑还没来得及执行,他们就被平反了,因为这是属于“反四人帮”的行为。李君旭被教育“制造谣言是不对的”后,也被释放了。

  以上,就是这次“总理遗言”案基本的来龙去脉。


  背景分析


  “遗言”背后

  是文革末期躁动的社会情绪


  著名学者卡普费雷在《谣言》一书中分析了谣言传播的三个特点:1.“并非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递,而是通过口耳相传等私人媒介的方式进行传递”;2.“这个信息必须是人们在等待之中的,他满足人们或是盼望或是恐惧的心理,或符合人们多多少少已意识到的预感”;3.“这个信息对群体来说必须是出乎意料之外的,会带来直接重大后果的”。

  从文本上分析,这篇“总理遗言”是完全符合上述三个特点的。首先是“像”,不管是口吻上还是内容上,都符合人们对周总理的印象。既提到了毛主席等老革命家,又提到了国务院的事务安排,既追思了先烈战友,又提出了对未来的展望,十分恰当,符合人们对总理遗言的预期。

  进一步分析,对于为数更多的手抄者来说,这份“总理遗言”之所以看上去并不可疑,乃是因为它既暗合了他们的心思,又煽动着他们的不满。在已经展开“批邓”的环境下,“遗言”力挺邓小平,又“曲笔”点出了人们所愤恨的四人帮,自然会受到欢迎。

  除去对人事交待的内容以外,“总理遗言”着重提到了文革以后工作重心转入四个现代化的建设——“展望文化大革命后,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前进的宏伟前程,展望在二十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工业、现代化农业、现代化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壮丽前景,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”。在人心思治的时刻,“总理遗言”犹如一把收聚民心的利剑,人们疯狂传抄是自然而然的。

  1975年下半年至1976年上半年,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政治谣言最发达的一年。发达到了在几亿人口中妇孺皆知的程度。这些谣言的矛头,无一不是针对着把中国拖入十年内乱的极左派。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的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烫岩浆,随时都将喷涌而出。德高望重、忍辱负重、苦心孤诣的周总理自然成为民意最大的寄托。

  在这种情况下,“总理遗言”中那句发自肺腑“回忆先烈的遗言,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,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点工作而感到内疚”怎能不让人们心情激荡?从“十里长街送总理”,到“举国传抄总理遗言”,到三月底悼念总理的“南京事件”,再到“四·五天安门事件”,围绕着周总理逝世,中国民众首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发起了大规模的自发抗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在天崩地裂的1976年,这一系列事件才是走向新时期的起点。


  参考

  资料

  ●李君旭 《遗言:震惊世界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5月第1版

  ●杨匡满《周恩来遗言案始末》 原载《当代》1982年第3期

  ●袁敏《重返1976——我所经历的1976年总理遗言案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

  ●袁敏 《中国漫长的一年:1976与“总理遗言”案始末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年5月第1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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